涉嫌诈骗罪，从羁押到无罪：一起刑事案件“诉讼逻辑重构”的无罪辩护实务

涉嫌诈骗罪，从羁押到无罪：一起刑事案件“诉讼逻辑重构”的无罪辩护实务

2023年，案涉当事人广东某民营企业主总经理于某，因公司业务经营交易涉嫌“某某某被诈骗罪”案件，涉案金额近百万元，受害人报案后，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依法刑事立案，当事人因涉嫌诈骗罪被采取强制措施，羁押至上海市静安区看守所。郭瞳瞳律师作为辩护人介入后，经多次刑事会见及调查，认为本案虽案涉牵连，但不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，本案当事人后被取保候审，并最终实现无罪结果，避免了经济进一步损失与牢狱之灾。当所有证据表面都指向“犯罪”，辩护人还能从哪里破局？本文结合此案简要分析。

一、同一份卷宗，两种逻辑走向：本案刑事辩护的策略是控诉逻辑的重构

接受委托之后，经过刑事会见等工作开展进行，案情逐渐清晰，犯罪嫌疑人于某及其辩护人郭律师对指控的罪名和事实均具有异议。不仅在本案，在大多数的经济类刑事案件中，控辩双方面对的是同一套卷宗证据材料，公安机关、检察机关基于侦查方向的惯性，往往沿着现有的证据链条，能严谨细致地推导出构成犯罪的结论，甚至指向较重的刑罚；而控辩双方视角不同，对同一证据的解读存在差异，辩护人以有利于当事人为原则，却可以推导出无罪的结论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控方或辩方有意颠倒黑白，这正是刑事诉讼程序结构本身的特征使然：控方承担指控职能，其逻辑起点是“行为存在犯罪嫌疑”。例如本案中：控方认为，案涉合同等关键交易材料的缺失、聊天记录中的信息偏差等，是“非法占有”为目的地体现，而辩方则认为，这正是于某在接收钱款后，根据当地市场、当时上游生产背景迅速响应、按行业交易习惯操作的结果。

辩护人的分工职责是维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，正因如此，不能在控方构建的框架内进行简单的言辞反驳或表层逻辑修补。本案刑事无罪辩护的本质，是对案件事实进行独立的法律重构，同样的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、合同文本，在控方看来可能是诈骗故意的佐证，在辩护方看来则可能是民事纠纷或无关刑事的体现。本案中的逻辑重构，是刑事诉讼法赋予辩护权的正当行使，而非对事实的扭曲。

二、突破重罪指控的关键，深度挖掘核心有利证据

在当前的法治环境下，侦查机关先前工作往往较为扎实，辩护律师仅靠庭审中的口头辩论或对控方证据的表面性质疑，难以撼动将来公检机关在诉讼中的相对强势地位，这不难理解，侦查机关基于追诉职能，通常会优先围绕有罪线索构建指控逻辑。即便辩护人对案件逻辑进行深层剖析，若不能从证据源头找到破局的支点，改变有罪嫌疑的惯性依然存在。

本案辩护人未止步于对本案现有案卷材料的推敲，而是采取了更具实质意义的突破辩护策略，首先重新梳理资金流向与当事人主观意图，区分民事经济纠纷与刑事诈骗的边界；然后主动调研并向有关第三方调取有利证据，包括当事人与上游工厂的交易书证、证明无非法占有目的的其他书证及交易背景资料，经梳理后构建反证链条。逐一拆解侦查机关认定“诈骗故意”的逻辑节点，使原指控体系失去支撑。

当完整的交易书证与资金流向提交至办案机关后，切断了有罪指控的证据链条，原有指控逻辑失去了核心证据支撑，在证据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，侦查机关最终未将于某移送审查起诉，当事人得以无罪释放。

三、取保候审在本案中发挥的意义，不仅是程序权利，更是为辩护工作争取到了必要时间和操作空间。

在羁押期间，辩护律师向侦查机关提交了资金穿透说明，证明案发前于某公司已将部分款项用于上游生产企业，并未归个人或其关联方非法占有，并先后提交三份无罪意见、申请取保候审及《不应提请逮捕法律意见书》，核心论证：1、本案关键书证尚未调取完毕，指控存疑；2、于某无毁灭证据可能，无社会危险性；3、其名下公司经营正常，需负责人主持决策。最终，侦查机关采纳辩护意见，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，这为后续无罪结果争取了宝贵的举证时间。

本案是一起较为常见的公司经营中可能遭遇法律风险的案例，结合本起诈骗罪案辩护过程，有两点启示：**，经济诈骗的辩护核心关键，是“非法占有目的”的认定。正常的商业履约瑕疵、经营风险，与刑事诈骗的本质区别，在于当事人是否有真实的交易意图、款项流转是否正常。书证是证明主观目的最有力的证据，经营过程中完整留存交易凭证、沟通记录，既是企业风控的关键，也是案发后最核心的无罪依据。

第二，在经济犯罪辩护中，有效刑事辩护不是“说得漂亮”，而是“做得扎实”。面对入罪指控，辩护律师的价值在于跳脱控方的逻辑框架，以独立、冷静、专业的法律分析，重构刑事案件证据逻辑推翻指控。辩护人应展现这样的专业能力，不轻信表面证据，不盲从指控逻辑，以证据为刃，努力为其当事人获得清白的结局。

（注：本文基于郭瞳瞳律师真实办案经历整理，当事人信息已做匿名脱敏处理，仅作法律实务交流与风险提示之用。）

本文作者：子非鱼

本文编辑：子非鱼